鼠类对草原植被及草原畜牧业的危害相当严重。

　　我国每年发生草原鼠害的面积为1500万~2000万hm，不仅影响牧草产量，而且对草地植被造成破坏，进而加剧了草场的沙化。鼠类对牧业的危害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直接采食牧草，影响载畜量；其二是破坏草场。高原鼠兔在采食鲜草的4个月中，每只鼠平均耗减牧草9.5kg，按照平均鼠密度247.5只/hm² 计算，牧草共耗损23512kg，接近于同一时期半只羊的食量。1995年青海全省因鼠害损失牧草达数十亿千克，相当于500万只羊1年的食草量。此外，由于鼠类的挖掘导致洞穴星罗棋布，鼠道纵横交错，不仅减少生草面积，破坏生草层，而且影响草原植被的更新，严重时会导致草原沙化或荒漠化。在西藏的某些地方，鼠兔的洞穴和土丘侵占草原面积的8.8%，并造成植物组成改变，使以茂密的蒿草为主的草甸草原变成杂类草为主的稀疏草场，植被总覆盖度由95%下降到45%。内蒙古布氏田鼠秋季在洞中的窝草和存草平均达7.2kg，按鼠洞密度为19.81个/hm²计算，损失牧草14263kg/hm，可供5124只蒙古羊吃1d，或14只羊吃1a。啮齿动物不仅消耗大量的牧草，甚至连草根都吃光。严重时草场上形成一块块斑秃或大片寸草不生的“黑土滩”，导致草原沙化或荒漠化，失去放牧价值。据候希贤等（1991）报道，锡林郭勒草原布氏田鼠鼠洞密度可达2000~4000个/hm²，个别地段可达6000个/hm²以上。据青海省盘坡地区草场调查显示，高原黔鼠土丘平均数为2683个/hm²，高原鼠兔有效洞口数为752个/hm²，破坏面积约占草场面积的53.55%，其中危害严重的地段已沦为大面积次生裸地，基本丧失放牧价值。2003年，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的长爪沙鼠的洞口密度达到2000个/hm，使沙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并造成大量牧民被迫搬迁。

　　在美国，犬鼠（Cynomys sp.）、加州田鼠等啮齿动物对草原植被和畜牧业生产的危害也十分突出。澳大利亚的野兔也是畜牧业生产的重要破坏因素。而我国草地的主要害鼠均为小型群居鼠种或地下生活的种类（盼鼠)，其生态特点是种群数量波动剧烈，不同年份之间数量波动剧烈，有些年份数量猛增，高数量期与低数量期间的差距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当前，虽然生物防治控制草原鼠害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大面积控制鼠害的主要手段仍为药物灭杀。因而，对环境安全（包括对非靶标动物及草地生态系统）仍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也不利于高效持续地控制鼠害。当群居性鼠类种群数量增高时，持续不断的啃食及挖掘活动导致草地生产力的降低，为杂类草滋生创造了条件，养分较高的土层被翻抛至地表，易遭风蚀、水蚀，导致土壤肥力及水分大量损失，形成沙漠化。

　　在自然情况下，各种生物在草原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使之保持着动态的平衡，鼠类与各种生物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草原生物群落。长期以来，受短期经济利益所驱动增加了对草原植被和资源的利用强度，并由此改变系统内包括鼠类及其天敌动物赖以生存的条件。植被高度和覆盖度明显下降；随着放牧践踏的加剧，土壤坚实度增加，含水量下降，植被向旱生化物种组成方向发展，进一步诱发了鼠类数量的增长。

　　我国对畜产品需求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加上牧区人口增加、牧民粗放的放养方式未能及时转变等因素使草原的放牧强度普遍过高，造成草原大面积退化。退化的草场植被为害鼠种群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而鼠害的发生又进一步加速了草原的沙化和荒漠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草原鼠害防治不能仅为了挽回“经济损失”，而需要协调草一畜一鼠的生态关系，获得促进草地畜牧业良性循环的持续效益。改变草原退化的根本对策是摆脱传统的粗放式畜牧业，通过发展饲草饲料生产，实施草场轮牧和规模养殖，提高家畜和畜产品质量，增大种植牧草的比例，减少草场载畜量，达到减轻鼠害、恢复草场植被的目的。